在这本中文版专著出版之际，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也和大家探讨一下社会资本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关键性问题。具体来说，我主要讨论以下问题：（1）如何对社会资本进行定义和理论化；（2）在研究中如何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做测量；（3）如何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4）如何对社会资本的激活进行研究；（5）为什么比较研究很重要，以及中国在该领域内慢慢的变多的相关工作在社会资本理论和研究的发展中产生了何种影响。

  社会资本首先是一个概念，它被定义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它同时也是一种理论：对社会关系网的更多投入能带来更好的社会资源，而这种资源又会反过来给投入者带来更多回报（第二章）。在社会科学中经常能看到一个术语同时具备概念和理论的双重角色。在有关“资本”的领域，这样的用法很常见。例如，对马克思而言，“资本”这个术语既是一个概念——在再生产资源的过程中为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又是一种理论——存在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人力资本”这个术语被经济学家和其他人使用时，意为个人占有的资本。它也代表理论——个人占有的资本能产生经济收益。类似地，“文化资本”这个术语将传统习俗看作一种有价值的资源，但它同时也表示一种理论——特权阶层和精英为了保持和积累他们的相对优势而不断创造和复制这种资源。

  一个新的概念被提出，需要在两方面区别于其他概念。它要么辨识了某些尚未被其他概念所刻画的概念性问题，要么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收集和代表了一些可观察到的现象。在学术界，一个概念没有既定的命运。它是否被接受取决于学者们为厘清和展示它在概念和实证方面的潜力而做出多少努力。也就是说，对一个概念的认可是一种智力创造和社会过程。

  另一方面，一种理论一定要经过实证检验。这种证伪的过程是从开发理论中关键概念的测量工具开始的——在概念和测量之间建立在认知上相互呼应的结构——并由研究证据的积累所推进。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许没有终点。通过对理论进行经验研究，证实或证伪的证据不断被积累，理论可能会被证实、被修正，或者被抛弃。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与原理论相互竞争的新理论。

  因此，概念可能会被人们出于好意而初步接受，但理论不会。当我们检验一份同时包含一个概念和一种理论的研究提议时，我们一定要在分析中对两者进行区分。例如，我们也许会接受布迪厄对文化资本的定义，但不接受他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人们也许会提出，文化资本也可以被非精英阶级所创造和复制。非精英阶级也可以组成团体和关系网来创造和复制某种实践和习俗，以保证他们自身的长期存续。换句话说，我们大家可以接受对某个概念的定义，但要接受某种被提出的理论，一定要经过实证检验。

  我本人也曾使用过“社会资本”（作为概念和理论）的双重角色。它被定义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中的有价值的资源。我也提出过理论，认为社会资本能加强工具性的和情感性的收益。我提出了一些假定来描述社会资本是如何为人类带来这些收益的。在我的论述中，概念和理论这两个角色对社会资本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发展都很重要。我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把它与其他看上去相似但实质上不同的概念做了区分。例如，社会关系网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相反，它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外生条件。社会关系网的特征（例如，密集型或松散型关系网、强连带或弱连带、桥接型连带或结合型连带）是影响人们从中所获资源优劣的重要条件，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社会资本（Lin，2006）。这些特征部分地决定了一个人的关系网中所嵌资源的同质性和异质性（第三章）。

  当我们对某个理论做多元化的分析时，概念和理论这样的区分显得很重要。例如，关系网的种种特征的相对重要性，以及所嵌入的资源关系到人们预期获得的不一样的收益。如果人们预期获得的收益是工具性的（例如，在市场中的地位），那么根据理论，开放型的关系网要优于密集型的或是封闭型的关系网，因为它允许人们从中通过“桥梁”获得更为多样的资源。如果人们预期获得的收益是情感性的（例如，情感支持），那么理论认为密集型的或是封闭型的关系网要优于开放型的关系网，因为它能让人从中找到可以和自己共享资源并且关注自己所遇到的难题的人，也即结合效果（Lin，2005）。由于没把社会关系网的特征和社会资本区分开，或没有讨论社会关系网的特征和社会资本是如何与不一样的预期收益相联系的，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中还有许多混乱不明之处。

  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也能让我们把它和其他术语区分开，比如信任，以及志愿性组织的参与。社会资本刻画了嵌套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因此它在本质上绝对是社会性的。信任，或信任的不同形式，例如泛化信任或人际信任，究其内生源头则是模糊的——不能确定它是社会性的、心理性的，还是文化性的。精确地设定一种内生源头明确的信任并探索它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有可能的，但在完成此种设定之前，对我们来说明智的做法是把信任和社会资本视为两个独立的概念。

  参与志愿组织被认为是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或规范化的价值观，或信任的一种延伸或表征。由于对它的这种不确切的定义，“参与自发性组织”同样也应被视为与“社会资本”不同的概念，然而在实证上我们有可能假设它和社会资本是有联系的。

  这是使用既是概念又是理论的术语的危险。作为理论家和研究者，我们在定义一个概念并使用这个概念做因变量或自变量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一个概念和它在经验研究中的对应物之间的关系（认识论关系）很大程度上依靠着有效而可靠的测量工具。如果在缺乏谨慎的理论和实证支持的情况下允许一个概念作化为很多不同的测量，而这些测量之间又缺乏已知的或预期的相互关系，那么不可避免地，对这个概念和这个理论的证实或证伪将会受到混淆变量和模糊不明之处的干扰，最终它可能会受到质疑。当我使用社会资本这个术语作为一个概念或一个理论时，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这种科学研究中的危险，并且花费许多精力去开发社会资本的测量工具。我很关注社会资本的获取以及社会资本的使用。社会资本的获取指的是嵌套在个体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池——个体能够从社会关系网的连结中获得的资源。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使用指的是在特定行动中实际上对特定连结及其所包含的资源的调动或利用（例如，找工作或调解某个困境）。社会资本的获取至关重要，因为它代表着在无特定行动的情况下一个总体的资源池。它的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对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有一定解释力。第七章展示了一些测量工具的发展，也展示了一些探索（社会资本）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初步研究结果。这个测量工具现在被称为地位生成器。过去十年，我们在测量工具的发展和探索它的效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Lin and Erickson，2008；Son，2013；Lin，Fu and Chen，2014)。这里我会对地位生成器做一个简要介绍。

  尽管人们有一个总体的共识，认为社会资本代表着嵌套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资源(见Lin，1982；Bourdieu，1983/1986)，对它更松散的定义和测量常常导致种种混乱不明。科尔曼（Coleman，1990)关注结构特征，而普特南（Putnam，2000)强调社会关系网、互惠规范、信任以及（人们）在自愿性组织中的参与。测量必须严格地对应于概念的定义：它必须指示嵌套在个人关系网中的资源。一个标准化的、在认识论上站得住脚的测量能为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学者进行系统化的调查研究提供保证，并以此来证实或证伪一个概念或理论。地位生成器这一方法(Lin and Dumin，1986；详见第七章)为人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测量。如果社会资本被定义为嵌套在关系网中的资源，那么它的测量工具必须包含两个核心内容：它必须测量关系网中的一个完备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它必须反映其中所嵌套的资源。由于有价值的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对关系网的测量必须反映这样一种位置——它刻画了在社会层级中的有价值的资源，而非个人。地位生成器正是这样一种工具。它包含了一个核心问题（例如，你是否认识做这个工作的人？“认识”的意思是你们知道彼此怎么称呼），其后是一个包含许多位置的样本（在大多数社会中，职业代表了人们在非家庭环境中的有意义的社会地位。它们反映了社会经济地位：声望、财富和权威。在不同社会中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宗教、亲缘关系、资产、阶级、种姓等。然而，衡量这些指标需要有大量复杂的测量，而这在大多数大型社区和社会调查中是不现实的）。职业是系统化地从一个完整的社会主要职业列表中抽取的，按照地位或声望从高到低排序。大多数社会有这样一个地位或声望量表，工业化社会也有标准化的国际指数和量表。典型情况下，会有15到20个职业被抽取(第七章表7-2为中国社会的测量工具)。被调查者会被要求指出他认识哪些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用这样的方法，该测量工具在从社会层级结构中抽取位置的同时，也了解了被调查者和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的关系。由于这些位置包含了在社会中不同的资源（声望、财富和权威），与这些位置的联系意味着被调查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在这个社会关系网中所嵌套的资源。注意，这个网络指的是由社会层级中的社会地位构成的网络，而非由个人构成的网络。其他典型的测量工具（例如，姓名生成器）反映的则是个人的关系网，而非被调查者在社会层级中的关系网的范围和可获得性。一个人也许认识许多朋友，但如果其中的大多数具有相同或近似的社会地位，那么他所能获取的资源在范围和可得性上都很有限。

  地位生成器被全球范围内的学者普遍的使用。Lin 和Erickson的下一本著作展示了来自加拿大、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蒙古、荷兰、匈牙利的研究，并且证实了地位生成器是一种对社会资本可靠而有效的测量工具(Lin and Erickson，2008)。使用一种标准化的测量也使得（我们能通过）一些研究（来）探索其他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在2008年的一部著作中，来自荷兰的Bekkers，Beate，Van der Gaag和Flap；日本的Miyata，Ikeda和 Kobayashi；中国台湾的Hsung和 Lin；加拿大的Ennis，Malinick，Matthews，Tindall 和Cormier；美国的Magee 所著的章节中都一致地显示地位生成器和自发性组织参与有显著的关系。但这两个测量和信任、互惠基本没关系。有研究者用地位生成器进行了更加完备的研究(Lin，Fu and Chen，2014)，并向人们展示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社会资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结果变量的。

  社会资本的一个优点是它能应用到个人和集体层面。然而，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理论和测量的微观基础。研究者们关于地位生成器——针对个人开发的测量，与自发性组织参与——个人和集体皆适用的测量之间显著关系的一致发现表明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概念联系。我曾经建议可以把社会资本在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中进行操作化。微观层面理论和测量的元素都可以在宏观层面的分析和发展中保留。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比如非正式和正式的组织层面，有可能使用地位生成器的一些关键特征来衡量嵌套在组织内部（内部社会资本），以及组织与其他组织或社会单元的关系（外部社会资本）中的资源。地位生成器的办法能够被应用于测量目标组织在更为宏观层面的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Lin，2006)。最近一项关于自发性社会组织参与的研究初步确认了这一想法的有效性(Son and Lin，2008)。在宏观层面，嵌套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组织连接）的资源应该被概念化为社会资本并加以测量。

  截至目前我们所讨论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理论以及测量集中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获取，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着眼于社会资本在特定的社会事件和情景中如何被调用。在微观层面，很多研究着眼于通过探索人们如何在找工作时使用人际联系和它们所包含的资源（见第六章以及Granovetter，1995；Marsden and Gorman，2001的文献回顾）来衡量在劳动力市场中社会资本的调用。相关文献强烈支持一个结论，即使用优质资源的（人际）联系能让求职者得到更优秀的工作，例如更高的职业声望和更高的收入的工作。最近，Mouw(2003)对联系人地位的总体作用提出了挑战，他质疑这种作用实际上可能是虚假的，因为联系人地位可能反映了朋友的相似地位，因此联系人地位的作用是基于同质性而非影响力。许多已发表的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Ao (2007)指出，Mouw是把联系人地位和某人现在的工作地位作对比，而非和此人之前的工作地位作对比。在对比方式做出调整后，联系人地位的正向作用仍然显著。McDonald (2015)发现Mouw的数据分析中存在编码错误、样本缺失和有限的有选择性使用样本数据等问题。一旦这些错误被改正，联系人地位对收入的作用任旧存在。陈(Chen，2014)和其同事研究了同质性的内生性问题。他们使用中国和东德的数据验证了联系人地位的作用——在控制同质性之后，这一正向作用在程度和显著性上都更强。陈总结道，“Mouw-Lin关于联系人地位的作用之争”已经落下帷幕。

  近期的相关工作包括对如下话题的研究：雇主怎么样去使用社会资本寻找新雇员(Fernandez and Moore，2000)；联系人作为找工作者的代表，其努力程度是怎么样影响最终结果的(Smith，2005)；非正式的工作信息是如何在社会网络中传递并构成另一种资源的调用路径的——社会资本的看不见的手(Lin and Ao，2008；McDonald，2015）。未来的研究应该拓展到宏观领域：组织如何调用嵌套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获取收益，一个组织如何能从内部和外部获取这样的资源。

  从概念发展和实证研究开始，社会资本已经具有国际化的特征。最初，北美和欧洲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过去的10到15年，我们见证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相关研究在东亚的戏剧性增长，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边燕杰和其他学者所做的研究，以及他们为培养年轻研究者所付出的努力令人赞赏。最近边燕杰和Ikeda所做的一份关于东亚社会网络研究（2013）的总结强调了东亚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相关研究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中国的范例研究包括找工作(Zhang and Yi，2007；Chen et al，2014)、集体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Lin et al.，2009；Zhang，2014)、关系(Bian and Ang，1997)，以及比较中国和其他社会的相关研究(Hsung et al.，2009；Lin and Erickson，2008；Lin， Fu and Chen，2014)。中国学者的研究对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阐释了制度是如何作为权变条件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的：关系是如何通过家庭连结以及类家庭连结而包含经济活动和收益的。因此，关系支持了长期的互惠承诺，并且为偶尔的非对称经济交换提供资源。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资本研究基地的地位在2013年6月于西安召开的国际社会网络分析会议上得到了彰显，这是INSNA会议第一次在中国召开。来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500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此次会议。

  社会资本是一个在全球有持续效力的值得探讨的重要的社会学理论，我很高兴我的工作为它的发展和成长做出了一点贡献。然而，作为一个理论以及一项科学研究事业，它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地的社会科学家为分享、讨论、研究所作出的共同努力。上文提到的三国研究(Lin，Fu and Chen，2014)已经将数据库(公开给所有学者和学生。一个即将完成的多社会调查(2017，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将包含地位生成器的测量。这个调查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毫无疑问，这个将于2019年公布的数据库以及全世界内一直增长的相关研究将继续拓展和推进社会资本的“理论—测量—研究”事业。

  在《社会资本》一书中，林南强调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来实现目标的重要性。社会资本或者说通过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所获取的资源（人力资本或者说个体或组织实际所拥有的资源），促进了个体、社会群体、组织以及社区的目标的实现。

  林南将社会资本理论放在资本理论（古典资本理论与新古典资本理论）体系中，详细阐述了社会资本的要素、命题和理论发现，介绍了研究计划与研究议程，对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意义（例如首属群体、社会交换、组织、制度转型和数码网络）进行了理论说明。林南开创性地提出并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你认识谁”和“你了解什么”在生活与社会中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在‘社会资本’慢慢的变成了社会科学中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概念之一时，我们有幸看到林南已经将社会资本的思想整理成了专著。林南是最早研究个体如何从他们的社会网络中获益的学者之一，现在这个主题已经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社会资本》一书探讨了与社会资本有关的重要知识问题，并且很清楚、确切地设计了研究日程，慢慢的变成了社会资本研究的‘使用手册’。”

  “社会资本是分析社会网络如何增进个人成就与社会接纳的有效工具。林南告诉我们，那些只关注市场交易的学者有忽视社会关系的危险，而社会关系也是形塑市场交易的力量。读了这本书的人，会通过增加社会资本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

  “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这本耗时颇长、内容详尽丰富的著作，将结构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理论挑战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林南的这本书可读性极强，而且与今天最有趣的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问题相关，成功地开辟了研究社会资本的理论性影响与实际性影响的新途径。”

  “在《社会资本》中，林南完成了他期待已久的任务，将新近的网络理论同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融为了一体——这两种理论都来自经验研究。林南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弱模型化的好处’：通过避免过多的技术性描述，不仅便于数学基础薄弱的人阅读，还能够使讨论的主题涉及不同的学科背景与立场。”

  “《社会资本》一书综合了林南20多年来在社会资源与工具性行动中的研究成果。林南在《社会资本》中仔细地区分了社会网络资本与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差别。根据在美国和东亚所进行的独创性研究，林南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提出行动者在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上的差异塑造了社会不平等。林南还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发人深思的扩展，论述了社会资本在网络与声望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显著上升。”

  1.限时秒杀 群 · 学新书：《中国经济社会学四十年（197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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